乐善好施、扶贫济困、尊老爱幼、扶弱助残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自尊、自信、自强、自立”也是很多身处逆境中的人们战胜困难，摆脱困境的可贵品质。

从两位读者的来信中可以看出，生活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因为不同的遭遇，生活暂时陷入困境。他们强烈的自尊心与自强意识，使他们不愿将自己的困难公之于众，成为弱势群体的一员接受特殊的关照；但是眼前的困境与压力又确实难以靠一已之力逾越。在这样的处境中，他们的心理又增加了一份压力。

对于来信中提到的现象和问题，记者首先在第二封来信读者的陪同下，在长春市朝阳区的一栋居民楼外见到了信中提到的低保户许女士，许女士给记者找来两块泡沫垫在石阶上坐下，“家中刚有人去世不久，怕你们心里害怕。”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这个举动让记者在心里对她这样首先为他人着想的处事方式默默点了个赞。

许女士说起这些年中家里的遭遇，正如她的邻居介绍的那样，亲人接二连三重病与离去，再加上自己患病，她家的生活在外人眼中看来真正算得上举步维艰。“我以前卖豆腐串时，看到几个小男孩想吃可能没钱买，我就让他们帮我去打桶水，然后盛一大碗豆腐串让他们吃。他们不好意思，我说你们帮我干活了，阿姨感谢你们的，放心吃！”许女士说起她做小买卖时的一件事，“那时候觉得这不算什么，也没觉得接受别人的恩惠心理会有多大压力。现在深深体会到，成为弱势群体，受人接济同情，心里真不好受……”这段话音落下后，是一阵低低的啜泣声。

谈到上次接受救济款上电视新闻，许女士低着头说，这些年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孩子，从出生起就没有享过什么福，却没少和她奔波往返医院，照顾亲人，影响学业又面对一次次的亲人离去。现在孩子上高中了，也很要强，我怕孩子同学朋友知道我家这种情况，让她觉得自卑，她喃喃地说道。“这以后日子就好过了，现在就挺好的了，我们娘俩很快就能还上这些外债了。”当记者问起她还需要什么帮助时她连声说：“谢谢，什么都不用。”

在长春市净月区的一所民办外国语学校里，记者请老师在班级微信群内做了一个小范围的问卷调查，题目是如果你的家庭情况需要申请贫困生补助，你是否希望让更多人知道你的困难？有三个选项分别是：A、希望，这样可以得到更多照顾。B、不希望，尽量能和普通同学一样。C、无所谓。在收回的32份反馈中，有1名同学选择了希望，24名同学选择了不希望，7名同学选择了无所谓。可见，多数学生都希望自己的困难处境不被过多展示，能和其他同学一样学习和生活。

记者查阅了多所高校的贫困生申请流程，多数申请流程中顾及到补助金发放的公正和透明及有效监督学生正确使用等因素，贫困生的申批过程中，均有班级公示或经学生代表评议的环节，几乎无法做到贫困学生的家庭情况等信息的保密。

一边有资助者期待的得到赞扬和感恩，还有希望通过正能量行为的更大范围传播，感染带动更多人参与其中；另一边是受助者想保留隐私和尊严，这两者似乎总是“难以平衡”。

而在此前新闻曾经报道南京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不用填表申请，不用“登台比惨”，而是用“大数据分析+人工审核”的办法，使被确认的贫困生饭卡上自动多出部分伙食费的方式，对学生进行资助。

对此现象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程平源表示，现在不少学校还是用“老办法”资助学生，不仅手续繁琐，而且条件苛刻，有的要求学生参加“竞选”，甚至还有的要求学生回家乡民政部门开具贫困证明。“保护贫困学生的自尊心，是社会温暖的一部分。”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华俊曾经说：“行善也是一种专业化的工作。在健康慈善文化缺失的背后，我们更加缺乏的，是完善的慈善体系。”

制定出一套有效机制，保证资助确有需要的人群，让受助者得到有效帮助的同时，也保持健康的心态，助其尽快走出困境，让曾经“矛盾”的双方协调一致，进而促进社会的更加和谐稳定，是相关部门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

别忽略受助人的感受

一边是组织方标榜的公正、公开和便于监督，资助者期待的赞扬、感恩和社会效应，还有媒体通过弘扬正能量感染带动更多人参与慈善求助；一边是受助者的隐私和影象被“曝光”。也许人们早就习以为常了：要获得帮助，就必须附加一定的条件，在这个条件里，受助者就不能奢望有什么面子和尊严。但是，有没有看到那些贫困生、低保户的表情？有没有顾及到他们的心里感受？再说一句，受助者，他们是不是一定要以这种被“曝光”的形式来获取资助？

一旦被“曝光”，受助者就有可能被打上“标签”，长期生活在另类的精神环境里，受到种种有形或无形的压力，甚至造成人格和心理上的扭曲和伤害。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其实，慈善救助不仅仅是对受助者的一种物质资助，还应该包括对受助者人格、尊严的一种维护。我们应该创新救助方式，多搞“隐形资助”，以不见面、不声张的方式去救助他们，让他们受到平等的关怀，保护他们的自尊心和隐私权。

慈善救助，别忽略受助人的尊严。以有尊严的方式对待需要帮助的人，这才是真正的慈善。